银行信贷运行分析

    2009年伊始，一家上市银行授信部门负责人说，在质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下，他们不得不临时抽调优秀的信贷人员，补充授信审批队伍，以解燃眉之急。

　　自2008年11月份以来，银行信贷投放持续高速增长，项目申请纷至沓来，授信部门成为各家商业银行最为忙碌的一环。

　　而在当前复杂形势下，如何做好授信风险管理，也成为银行业和监管者共同关心的话题。3月31日，本报记者带着这一问题专访了安徽银监局局长余龙武。

　　“傍大户”重新抬头

　　《21世纪》：今年以来，全国信贷投放持续高速增长，安徽银行业新增贷款的情况如何?

　　余龙武：同全国形势一样，安徽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延续去年11月以来的增长势头，前2个月各项贷款净增加600.32亿元，创历史新高。

　　据抽样调查，安徽省新增贷款投向较多集中于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力和煤炭行业等优势行业和政府投资项目。

　　《21世纪》：你表示，做好授信审批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全局观念，时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余龙武：近期，经济运行环境对银行信贷运行的深层次影响不容忽视，包括多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当前大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下，银行的集中性风险开始显现。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傍大户”的趋势重新抬头，这导致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少数大型企业和少数项目，尤其是财政刺激项目。这必然导致银行业的客户、行业集中度风险上升。

　　以集团客户风险为例，2008年5月开始，大额不良贷款客户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开始连续反弹，至10月开始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同时，关联企业群之间的风险传递也在加速。预计随着过去盈利时积累的现金储备逐渐耗尽，今年企业集团客户的风险问题将更加突出。

　　《21世纪》：由于商业银行“傍大户”的趋势重新抬头，致使小企业融资又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你认为在这方面有哪些工作可做?

　　余龙武：我的看法是，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建议国家抓紧把出台小企业振兴专项规划摆上重要日程，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信贷政策等方面全面扶持小企业发展。

　　从政府层面来说，要拓展创新小企业融资渠道，在创业板的基础上，尽快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融资方式;加快建立各级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完善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综合运用财政补贴、减税减负、呆坏账核销等政策激励措施，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商业银行资金投向中小企业。

　　金融机构一是要做到组织措施落实，必须设立单独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目前，我们正在指导徽商银行组建小企业专营中心，专司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二是加强授信机制流程、风险管理技术和产品服务方式创新。针对我省大多数中小企业是围绕马钢、奇瑞等国家大型骨干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或供应销售链的实际，摸索开展产业供应链融资将是银行创新小企业融资的有效方式。

　　《21世纪》：从目前公布的一些上市银行年报来看，银行利差呈现较为明显的收窄趋势，这是否也是一个重要影响?

　　余龙武：对。我认为影响银行信贷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利率政策走势导致银行利差缩小甚至倒挂。

　　从2004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净利差持续提高，使得银行盈利水平不断上升，我国多家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但随着利率政策的调整和资本市场长期波动而发生了新的变化，银行盈利水平会有所下降。一是因为资本市场长期低迷导致资金回流到银行存款，且定期化特征显著，增大了银行资金的成本支出;二是由于去年9月份以来的多次降息政策中，贷款利率累计降幅高于同期存款利率，直接对商业银行利差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近期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与通知存款七天利率之间的利差出现少见的连续数月倒挂，隔夜回购利率与活期利率之间利差也在不断收窄，银行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不断下降，使银行流动性普遍比较充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运行不确定性较大，除财政投资之外的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企业贷款意愿并没有明显提高，信贷有效需求明显不足，而银行放贷竞争却日益激烈，使得银行议价能力有所下降，利差缩小更加明显。而为了缓解企业资金成本压力，帮助企业生存发展，贷款利率有可能继续下调。同时，居民住房及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下限有可能进一步降低等。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银行利差的缩小，盈利能力的减弱，都将成为下一步影响银行信贷运行的重要因素。需要银行业认清形势，及早调整业务结构，实现盈利增长模式的转变。

　　警惕 “非市场风险”

　　《21世纪》：目前大规模的投资刺激政策需要多方资金的共同介入才能够实现。但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各地更加寄希望于银行信贷承担更大比例的投资支出。你认为这有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余龙武：我想说的第三个影响正是当前过度依赖非直接金融模式来支持扩大内需，可能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非市场风险”。

　　具体表现为，其一，少数银行有可能为满足政策要求而放松风险控制，更多地介入某些处于衰退或不稳定的行业或企业。事实上，从银行信贷的行业分布来看，纺织、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大额信贷质量已经出现向下迁徙的苗头。

　　其二，政策性金融改革推进步伐有可能放缓。为了应对当前经济下滑风险，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政策性业务的改革步伐有可能放缓，甚至重新考虑。从中期来看，这必然会导致银行体系中政策性金融风险的提高。

　　其三，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的影响可能较大。在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中，城商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受地方政府的影响仍然较大，虽然此前的改革旨在扭转这一局面，但在地方政府面临政绩压力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施加更多影响，要求地方银行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软约束”贷款，从而增加了潜在的地方金融风险。

　　《21世纪》：目前，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困惑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好“保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应该如何把握?

　　余龙武：我觉得有三点需要重点把握。第一，坚持稳健审慎的发展取向。要既稳健又积极，保持信贷增长的均衡、可持续，力戒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这也是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的前提。

　　第二，制定切实有效的信贷政策。目前受经济下滑冲击较大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受到的冲击相对还不太大。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既要体现相对的统一性，也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不能简单的实行“一刀切”。

　　第三，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等多种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21世纪》：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几乎每一个规划都提到了促进产业兼并重组、优化整合，特别是产能过剩的钢铁、汽车产业。那么，对于并购贷款这一新型业务，商业银行的授信体制机制应做出哪些创新?

　　余龙武：应该说，解禁并购贷款业务既有历史经验的深刻教训，又有经济下行的现实压力。一方面，历史上并购贷款有过深刻教训和巨大风险，在过去建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中，银行发放股权贷款而造成贷款呆滞无法收回的占相当比例。另一方面，并购贷款是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产业机构调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现实需求。

　　在并购贷款贷前调查中，两个要素极为重要：一是判断并购交易和股权的真实性，防止欺诈;二是并购交易能否最终成功的预期。国际上一致认为并购的成功率仅为34%，我国近年来企业海外并购的整体成功率不足三成，同时，并购贷款的贷中、贷后管理也非常重要，比如贷款承诺函、违约条款、担保方式的设定等。从并购行为的甄别和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机制建设看，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两个方面还需要积累经验，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