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
关于中心银行独立性的争论由来已久。迄今为止，对中心银行独立性的概念及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心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进行。但是，在金融创新迅猛发展、金融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的背景下，仅仅立足于同政府的关系来分析中心银行的独立性显然是不够的。脱离不断变化的国内外金融环境来讨论中心银行的独立性，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因此，本文力图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中心银行保持独立地位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进行探讨。
一、关于中心银行独立性的争论
7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界对中心银行独立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心银行独立性的内涵，并通过各种指标体系对中心银行独立性程度进行衡量和判定。二是分析中心银行独立性与其他变量，尤其是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中心银行独立性的内涵以及独立程度的衡量。对于中心银行独立性的内涵，西方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表述。Eijffinger认为中心银行独立性涉及三个方面，即：人事方面的独立性，赤字融资方面的独立性和政策方面的独立性。Debelle和Pischer用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来描述中心银行的独立程度。目标独立性是指中心银行能够不受干预地确定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是指中心银行可以自主选择政策工具以实现其政策目标。此外，人们还经常提及法定独立性与实际独立性，前者指法律条文规定的独立性，后者指事实上的独立性。通常认为在发达国家，法律上的独立性非常重要，而在转型经济中，法律规定的独立性往往并不意味着事实上拥有独立性。
此外，大量文献致力于衡量和判定中心银行独立性的程度。这类文献的共同点是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独立性程度，例如，Bade和Parkin提出了政治独立性指数，所谓政治独立性是指中心银行不受政府影响，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Gfilli，Masciandaro和Tabellini提出了GMT指数。GMT指数由两类次级指数构成，分别衡量中心银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政治独立性指数包括9个基础指标，例如中心银行行长的任命程序、中心银行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中心银行的责任和义务等；经济独立性是指中心银行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能力，经济独立性指数由7个指标组成，包括中心银行在预算赤字融资中的角色、对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限制等。Cukiennan提出的LVAW指数更为复杂，包括16个指标，涉及四个方面：中心银行行长的任免程序和任期，中心银行与政府之间目标冲突的解决程序，关于货币政策权利的制度安排，中心银行的法定政策目标，对于向政府提供融资的限制。除上述指数外，还有TOR指数、CBI—DF指数、Lybek指数、Maliszewski指数等。对于采用各种指数衡量中心银行独立性的做法，也有学者提出了批评。例如，Mangano指出，许多指标的设立存在着“主观性偏差”。
中心银行独立性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心银行独立性越强，越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越有利于维持货币稳定。这种观点主要源自Kydland和Prescott、Barro和Gordon以及Rogoff对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研究。Barro和Gordon通过声誉模型分析了降低动态不一致性的途径，Rogoff则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动态不一致性的思路，其核心是，政府不直接操纵货币政策，而是选择“保守的中心银行家”作为其代理人，并赋予后者以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在Rogoff的模型中，“保守的中心银行家”的特质是极其厌恶通货膨胀，因而比政府官员更加关注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只要公众确信货币政策决策者是保守的，公众预期的通胀率就会降低，从而降低货币政策内在的通货膨胀偏差。Rogoff在其模型中强调，中心银行独立性对于消除通货膨胀偏差至关重要。在实证方面，中心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观点也得到大量文献的支持，例如Grilli等，Cukierman等，Alesina和Summers，Jonsson，LouganiSheets，Eijffinger等，Sergi，以及Miller和Neyapti。
总之，不少文献认为中心银行独立性增加了实现低通胀目标的可能性，因而对货币稳定具有正面效应。有人甚至认为，中心银行高度的独立性必然带来较低的通胀水平。
另一类观点则对上述看法及其论证过程提出了批评和质疑。Agell、Calmfors和Jonsson，Blake和Weale指出，即使由独立的中心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政府仍然可以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而Kydland和Prescott以及Barn和Gordon的模型恰恰忽略了财政政策的影响。Posen、Forder和Hayo认为中心银行的独立性取决于社会态度，因而是一个内生变量。Hillman对转型经济的一项研究甚至表明，中心银行独立性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率越高。Blinder认为，中心银行良好的声誉和高度的可靠性是货币政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仅仅赋予其独立性并不一定能迅速提高中心银行的声誉和可靠性。Hayo和Hefeker指出，中心银行独立性既不是货币稳定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货币稳定的充分条件。
对于中心银行独立性与经济增长、预算赤字等其他变量的关系，理论界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心银行独立性程度的高低与实际经济增长无关，如Alesina和Summers、DeHaan和Kooi。因此，有人认为中心银行拥有独立性有助于实现低通胀目标，且不必以牺牲经济成长为代价。Rogoff则认为，任命保守的中心银行家并赋予其独立性虽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也会增加产出的波动。因此，“保守的中心银行家”方案仅仅是一种次优选择，消除通货膨胀偏差的最佳方案是消除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粘性。Sikken和DeHaan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中心银行高度的独立性与预算赤字规模无关。总之，大量研究证实，中心银行独立性程度与实质经济变量没有必然联系。
关于中心银行独立性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需要看到的是，现有文献多从中心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讨论中心银行的独立性。但是，中心银行独立性至少应该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相对于本国政府的独立性；二是相对于国内金融市场及其参与者的独立性：三是相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中心银行独立性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货币发行的独立性，即中心银行独享发行货币的权利。严格说来，商业银行发行的存款也属货币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银行也分享了一部分货币发行权。因此，确切地说，中心银行在货币发行上的独立性是指中心银行发行和控制基础货币的独立性。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中心银行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目标、自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人事上的独立性，即中心银行决策者的任免程序、任职期限等不受政府干预。经济上的独立性，即中心银行不必依靠财政拨款。
二、中心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中心银行独立性受制于很多因素，其中，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中心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地位，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态度。由于以下原因，中心银行完全独立于政府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
第一，政府有干预中心银行运作的内在动机。这种动机一方面源自政府的责任感，换言之，政府必须对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很难想象政府会放弃对中心银行的干预。Eijffinger认为，中心银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机构，因此，在其人事任免上完全摆脱政府影响是不可能的。政府干预动机的另一个来源是政府具有一种自然的扩张货币的趋向，产生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追求刺激经济产生的短期收益，或者是以通货膨胀税的方法增加政府收入，等等。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这种趋向都会产生赤字货币化的强大压力。为此，不少旨在加强中心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均规定中心银行不得对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但是，这些规定只是割断了中心银行与财政的直接融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亦字货币化可以采取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即中心银行为那些本应由政府支出负担的项目提供融资。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较为常见，谢平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每年的贷款有相当部分投向本应由财政支出负担的项目，如贫困地区的公共设施，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非盈利性的公共基础设施等。
第二，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为政府干预中心银行营造了必要的氛围。进入80年代以后，以“单一规则”为核心的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末开始的规模不断扩大的金融创新浪潮，使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变得日益困难。二是70年代末掀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国际间资本流动，增加了货币控制的难度。面对挑战，许多国家开始调整货币政策。新西兰率先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此后，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开始推行以维持目标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率由政府决定，或者由政府和中心银行共同商定，这种货币政策安排意味着中心银行全部或部分失去了制定政策目标的独立性。以控制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与“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中心银行并不能完全左右货币供给量，即使能够控制货币供给，也不能有效地维持货币稳定。引申出的含义是，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心银行独立控制货币、维持通货稳定的能力不断弱化，客观上使政府干预具有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由此看来，政府对中心银行的影响力是现实存在的，中心银行根本不可能彻底摆脱政府的影响。究竟是政府赋予了中心银行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政府当然也可以剥夺其独立性。
三、中心银行相对子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
假定中心银行可以完全独立于政府，那么，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国内金融市场，中心银行能否保持独立性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析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在哪些方面对中心银行独立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国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中心银行独立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心银行专有的通货发行权受到挑战。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网络金融和电子货币的出现，对中心银行在通货发行上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曾经被中心银行独享的通货发行权正在被众多机构分享。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网络金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兴起的。网络金融的发展，导致在通货形态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纸币正在被电子货币所取代，谢平和尹龙称之为继铸币被银行券取代之后的货币形态的第二次革命。从对中心银行独立性的影响来看，电子货币最关键的特征是其发行主体不仅限于中心银行，还包括一般金融机构，甚至更多的是非金融机构。电子货币的出现打破了中心银行对通货发行的垄断，使中心银行独立性面临严重挑战。
第二，中心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受到削弱。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中心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正在减弱，原因在于：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通货发行由中心银行垄断的局面，削弱了中心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金融市场的变化使货币乘数的猜测和估计更加困难。金融市场的变化一方面源自金融创新，大量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的不断产生，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也必然影响持有各种金融资产的机会成本，当然也包括公众持有通货以及银行持有超额储备的机会成本，金融创新通过影响公众和银行的资产选择，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而金融创新本身是中心银行难以猜测的。金融市场的变化还可能来源于体制环境的变化，这种情形在转型经济中比较常见，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发展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并对货币乘数进行精确猜测已经超出了中心银行的能力范围。金融创新使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出现了困难。金融创新尤其是网络金融的发展，模糊了各个层次货币之间的界限，便利了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甚至是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相互转换，例如居民储蓄存款与证券投资保证金的转换。货币资产之间以及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低成本的、频繁的转换，使货币供给的定义、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变得日益困难。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给主体。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服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的趋势，淡化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也使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假如考虑电子货币的影响，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已经极大地拓宽了货币供给主体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心银行和商业银行，而且还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
第三，中心银行独立维持货币稳定的能力受到了来自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挑战。一方面，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导致中心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受到削弱，明显的例证是，90年代后发达国家纷纷转向以维持目标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心银行确定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述及。另一方面，即使中心银行能够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与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大量研究表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会导致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偏离稳定价格的目标：金融创新削弱了以NM，为代表的总量性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金融创新影响着公众和金融机构的资产选择行为，增加了货币需求的易变性，加重了货币政策时滞的不确定性。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心银行的独立性
假如把中心银行相对于政府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视为对内独立性的话，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必然涉及中心银行对外的独立性问题，所谓对外独立性是指中心银行不受外部冲击的干扰，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至少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中心银行要想保持完全的对外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第一，追求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必然放弃另外一些目标，换言之，保持货币的对外独立也存在机会成本，假如被迫放弃的目标更为重要的话，维持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就不是最优选择，在实践中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Krugman用“三元悖论”来解释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即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是三个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目标，最多只能同时达成其中的两个，因此，存在三种政策组合：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严格管制资本流动。维持汇率稳定，答应资本自由流动，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答应资本自由流动，答应汇率自由浮动。显然，要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或者放弃汇率的稳定。严格管制资本流动，需要付出相当高的制度安排成本，答应汇率自由浮动也会给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三元悖论”反映了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征，其蕴涵的一个政策含义为：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非没有成本，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选择。另外，从广义的独立性来看，中心银行无法同时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本身也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心银行在政策目标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受到外部限制，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独立性。
第二，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中心银行无法维持货币政策的绝对独立性。
货币替代是指外币全部或部分替代本币发挥交易媒介、计价标准和价值储藏等货币职能，发生货币替代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国居民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也可能是因为本币资产收益率低于外币资产收益率。货币替代现象古已有之，“格雷欣法则”描述的其实就是金本位制下劣币替代良币的规律。铸币为银行券所取代后，就出现了“格雷欣法则”的倒置，即良币驱逐劣币，这是因为，纸币的流通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前提，信用好的纸币更易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信用差的纸币必然被淘汰。
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货币的可控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遭到削弱。“三元悖论”表明，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必然以牺牲另外的政策目标为代价，例如，必须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答应汇率自由浮动。换言之，在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在答应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假如考虑货币替代，即使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也无助于中心银行维持其货币主权。
Miles的模型分析了在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货币替代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A国一次性增加货币供给，将导致该国利率水平下降，使持有A国货币的机会成本降低。于是，A国居民将增加本币的持有量。由于同样的原因，B国居民对A国货币的需求也会增加。这样，A国增加的货币供给将有一部分流人B国。
A国持续性地增加货币供给，会使人们产生通胀预期，进而预期A国利率将会调高以遏制通胀。因此，持有A国货币的机会成本上升，于是，A国和B国居民都会增加对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B国货币的需求。这时，A国货币不再流人B国，增加的A国货币供给被A国价格水平的上升所吸收。相反，有可能出现B国货币向A国的流动。
不论货币供给以上述哪种方式增加，都会由于货币替代而导致两国货币的跨境流动，使两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对货币流出国而言，假如为了增加就业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替代则会使增加的货币供给大量流出境外，从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对外币流入国而言，货币替代引致的大量外币的涌人加大了货币控制的难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见，货币替代大大提高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相关性。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政策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
五、中心银行的发展趋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上述趋势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必然对中心银行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心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如政府干预、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国外货币性扰动以及国际金融动荡等等。这些因素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心银行的独立性，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超出了中心银行自身的能力范围，甚至也非一国政府的力量所能及。因此，中心银行要保持完全的独立性是不可能的。
大量研究指出，中心银行独立性与货币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尽管这些研究的角度多限于中心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即使把中心银行独立性问题放到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背景中加以考虑，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拥有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中心银行并不能确保货币稳定的实现。原因很明显，在金融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影响国内货币稳定的因素日趋复杂，很多因素是中心银行无法控制和驾驭的。
因此，中心银行的绝对独立性既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没有追求的必要。中心银行要维持货币的稳定，必须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与合作，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尤为重要。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其它政策工具的协调与配合，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需要。可见，从独立走向合作，是中心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
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国际货币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决策当局在货币领域进行的某种形式的合作与协调。从广义上讲，国际货币合作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
防止或尽量减轻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效应是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动机。所谓“市场溢出”是指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可能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影响，反过来，一国资本市场也可能受到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和冲击，这种情形被称为市场的“溢人”。市场溢出和溢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实质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阻隔或减轻市场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保持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所谓“政策溢出”是指一国货币政策有可能对它国产生影响，“政策溢人”则是指一国经济受到别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政策溢出和溢入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现实，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只有小型开放经济体才可以忽略其政策的溢出效应。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尽可能降低别国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从收益角度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收益是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效应，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以及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从而增进合作体系的整体福利，此外，国际货币合作还有助于防范金融危机的蔓延。大量文献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给予了肯定，Currie、Levine和Vidalis认为，各国确保宏观政策独立性的努力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各国可以通过货币合作分享合作体系产生的福利增进。Hamada将博弈论引入国际货币合作的分析，指出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国际货币合作有助于改进参加国的福利。从成本角度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国家将被迫放弃全部或部分货币主权，换言之，国际货币合作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效率评价主要基于收益成本分析，假如合作的收益超过成本，即为有效合作，反之则是无效或逆效合作。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其中，合理的惩罚措施是降低成员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保持合作有效性的关键之一。
总之，在市场和政策溢出效应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对于各国中心银行而言无疑是积极和理性的选择。
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是由多种政策手段组成的集合，不仅包括财政、货币政策，还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等。各种政策手段的配合对于宏观经济均衡至关重要。通常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均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内部均衡，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二是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按照Tinbergen法则，要达成n个宏观经济目标，至少需要n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因此，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单靠一种政策手段是无法达成的，需要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与配合。中心银行作为货币当局所能影响和控制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看，中心银行不仅需要加强自身政策工具之间的协作，而且必须加强自身政策工具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其它手段的协调与配合，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Meade首先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搭配思想，认为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需要两种政策工具，一是支出调整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二是支出转换政策，如汇率政策、外汇管制等。在固定汇率制下，假如不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无法同时实现内外均衡，这时必须将支出转换政策引入政策组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作为实现内部均衡的工具，外部均衡则通过支出转换政策来实现。Mundell证实了固定汇率制下假如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内部均衡由财政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则由货币政策实现。Mundell—Fleming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在影响收入和实现内部均衡方面，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结论则相反，原因很明显，在汇率固定和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保持相对稳定，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自然会受到削弱，货币政策因而失效；另一方面，利率稳定有助于消除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有利于财政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三元悖论”说明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不可能同时实现，表明了中心银行加强货币政策、资本管制和汇率政策协凋的重要性。
上述研究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影响，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其政策涵义十分明显：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必须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汇管制等其它政策手段之间进行合理的协调与搭配。
中国人民银行自正式履行中心银行职能以来，其独立性一直是人们非常重视的问题。1995年3月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我国中心银行的独立性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非凡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独立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心银行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以及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来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粤港澳三地货币跨境流通的现实使人民银行无法回避与港澳货币当局的合作问题。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有各自不同的货币体系，目前，三种货币在粤港澳三地跨境流通已成事实。据估计，人民币在香港较为稳定的存量约在500—600亿元之间。香港金融治理局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已发行的港元货币总额中约有15—25％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华南地区。澳门元一般在珠海市流通，数量不大，人民币在澳门的流通量也不大。货币跨境流通是粤港澳三地经济高度融合的结果。尽管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流通规模还不足以对港币、澳门元在当地的法定货币地位构成冲击，同样，港币和澳门元在广东地区的流通也未对人民币在当地的流通构成威胁，但是，货币跨境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货币政策、资本管制以及汇率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是货币当局不应忽视的。例如，当内地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量的一部分会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入港澳地区，从而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大量人民币沉淀在境外会对官方汇率的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例如，假如港币利率高企而人民币利率较低，或者内地经济形势欠佳，香港居民会将持有的人民币抛出，黑市人民币汇率将大幅下跌，从而冲击官方汇率。加强三地货币当局的合作是降低货币跨境流通负面效应的最佳途径。对人民银行而言，开展同港澳货币当局的高效协作对于维持货币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人民币在不同程度上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流通，意味着人民币开始迈出了区域化的步伐。人民币区域化在给我国带来铸币收益的同时，也会对我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等。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降低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稳定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促进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有助于形成多边干预和救助机制，提高整体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有效的区域货币合作也是对现有的以IMF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补充，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使区域内成员避开IMF苛刻的融资条件。我国在参与亚洲内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我国的倡议下，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于1998年建立了“10+3”合作机制。2000年5月通过了《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10+3”范围内的双边货币互换网，协助成员国
解决短期国际收支问题以稳定金融市场；增加东盟原有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清迈倡议》是加强“10十3”范围内货币合作的第一项实质性举措。我国已经与泰国、日本分别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韩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正在谈判过程中。上述举措表明我国正全面参与和推进亚洲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必将对亚洲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深远影响。继续加强和促进我国同东亚、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是我国中心银行肩负的历史使命。
第三，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银行必须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提高政策协作的效率和质量。1998年以来，为治理通货紧缩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削弱了货币、财政政策搭配的效果。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作为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我国多次下调利率，而欧美等国为了缓解通胀压力，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纷纷调高利率。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逐步扩大，加剧了国内资本外流，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效果。尽管我国对资本帐户、实施管制，但是，由于监管难度不断增加，完全杜绝资本外流是不可能的。因此，外部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这种影响的力度会逐渐增强。因此，人民银行在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时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否则，政策组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进一步加强同财政部的合作，提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质量，是人民银行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此外，加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等其它政策手段的协调，也是人民银行必须面对的问题。9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几次冲突充分说明了加强政策协调的必要性。1994—1996年，较高的通货膨胀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为了稳定汇率而增加的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削弱了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1998年以来，为治理通货紧缩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是，这一时期汇率政策的目标则是维持汇率稳定，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再次发生冲突。加人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将更快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加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手段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协作的效率和质量，是人民银行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中心银行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重视和加强同各个层次的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必然选择，也是其发展的方向。
我要投稿
版权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