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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就本质而言，旅游外交活动与正统外交活动有相似之处：两者皆以特定的地域和文化为背景，对外进行着以人的交流为主要形式的活动。差别是正统外交活动往往是国家行为，而旅游外交活动则多为民间行动，少有国家意义上的对外交往内容。与严格意义的外交活动比较，旅游外交活动长期置身政治社会边缘，在政治能动方面缺乏有效作为，无法获得与其实际意义相匹配的政治声誉。然而，随着旅游对外活动的迅速成长，其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以上境况正在慢慢地发生改变，并越来越受到重视。旅游对外活动所产生的人流日益国际化和规模化，最终彻底跨越了传统意义的范畴，得到了新的基于国家对外交往意义上的深层内涵，民众旅游赢来了民众外交。
二、我国旅游外交的缘起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旅游发展历史，我国旅游业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战略转型过程。这两次转型客观上推进了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实现了从纯粹旅游经济向复合型对外产业的转变。第一次转型是从官方外交附属向经济产业的转变，时间大约在改革开放前后。改革开放以前，旅游业作为中国外交事业的延伸和补充，扮演着政治性、外事性接待的角色。这个时期，旅游活动从功能上讲，只是外交概念下的人流活动，还不是旅游意义上的对外交往。直到改革开放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但“官方外交附属”的局面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1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强调非旅游部门不得经营旅游业务，旅游外联统一由国旅总社和中旅总社直接负责，各省(市、区)不得从事外联业务，不得直接对外招徕游客。这说明当时旅游业还处在政府垄断状态，缺乏真正民间意义上的旅游接待工作。但情况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完全旅游意义上的活动已开始萌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纯民间意义上的旅游活动不断壮大，旅游业渐渐由官方外交的附属转变成社会性的经济产业。这一阶段，旅游业的工作核心变成了经济任务，促进产业全面发展成了行业的主题。在此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旅游业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二次转型是围绕旅游外交功能的出现而逐步展开的。在此之前，旅游业只是单纯的国民经济新增长点，国家和民众很少关注它的政治和外交功能。在此之后，旅游业则进入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与旅游外交并重时期。这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后的事。这个时期，尽管旅游业的经济功能仍然十分强大，但其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的功能却日益彰显，无论是产业的运作模式，还是活动内容，无一不在适应这一形势要求。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旅游业对外战略更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旅游对外交往的功能日益显现出来，旅行活动更加自觉地带有国家意识和集体色彩，旅游决策更多地考虑了国家对外政策的发展与走向。战略转型客观上成就了旅游产业走向“旅游外交”的基本架构，使其在战略发展上拥有不能忽视的外交意义。
之所以有如此嬗变，有多重因素支撑：其一，在对外交往观念上，国际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人们更加关注民间对外活动，青睐它们在对外方面的积极作用，重视这种变化产生的人文背景和氛围。其二，旅游活动越来越具有实际的对外功能，在对外领域发挥着愈来愈多的作用，体现了一种自发的旅游外交作用。其三，国家逐步认识到旅游业的外向性功能，开始对旅游活动进行整体性的外交运用，从而强化了某种自觉的旅游外交意识。旅游业渐渐由社会生活边缘步入国家事务行列，在塑造和宣传国家对外形象方面产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大有与正统外交活动相辅相成、比翼齐飞的发展势头。总之，“旅游外交”观念的产生，主要缘于对产业总体发展取向的基本认识与把握。
三、旅游外交内涵急剧增加
旅游业对外活动日益频繁，极大地丰富了旅游业的外交含蕴。尤其进入新世纪后，旅游业对外意义日益得到彰显，在国家对外事务中的分量与日俱增，主要表现为：旅游对外活动愈来愈加频繁，规模与层次不断提升，并成为重要的外交平台；旅游业发展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并在国际或区域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旅游业外交取向进程中，这些重要的表现已经成就并昭示了明显的旅游外交特征。正是基于这些特征，旅游业才有了走向“旅游外交”的总体印象。
1.对外旅游活动频繁
抽象地讲，不断增多的外向性旅游活动是“旅游外交”得以展开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由于旅游业身处政治敏感之外，人们对其外向能动缺乏应有认识，因此旅游对外活动一直处在社会主流活动的边缘，未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对外活动变得日趋活跃，社会也更加关注。从官方《旅游年鉴》收入的大事看，1996-2005年间我国旅游对外交往活动逐年增多，而且政府性旅游对外活动分量越来越大，主动性也越来越强。在我国，上至国家下至各个省(市、区)，每年要举办数以百计的旅游对外活动，而且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几乎遍及世界各地。所有这些活动，就举办单位而言，有国家主导的，有省(市、区)举办的，也有地方和景区承办的，层次很多，形式多样；从活动的地点看，有在国外举办的，也有在境内举行的，在国外举办的大多以促销活动为主，而在国内举办的则以国际旅游节庆活动为主；从政治含义讲，有政府性质的，也有民间性质的，但主要还是以民间活动为主。尽管这些活动形式各有不同，特色互有差异，但有一点却在趋同，即政治和外交意义都在不断增强。
2.规模与层次升级
我国旅游界举办了许多大型旅游主题性对外交流活动，无论是规模还是层次都非同一般。它们从几百到几千人不等，有些甚至超过万人，参加对象包括许多政界要员，在其他行业的对外活动中，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一是交流双方人员如此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不多见；二是如此大规模的高层人员跨国活动不多见。而且活动带有浓烈的外交气息，使人甚感旅游与外交结合之完美。如2003年5月8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我国赴日大型旅游促销团人数达5132人。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作为代表团名誉团长随团参加活动，日本小泉首相先后两次会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并在“中日旅游友好大会”上发表演讲；2003年9月22日，由旅游界推动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13800名日本游客参加了活动，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日本交通省大臣扇千景及日方85名国会议员出席了活动，“堪称中日两千多年友好交流上的一个盛举”；2003年10月17-24日，世界旅游组织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134个国家和地区的逾千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部长、副部长及大使级官员达172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联合国副秘书长弗莱切特出席了大会开幕式；2004年8月28日，为推出“旅游与奥运”主题，我国旅游界在雅典举行了“2008北京-中国欢迎您”奥运旅游宣传活动启动仪式。VISA国际组织首席执行官、希腊旅游部长、雅典市长、奥运冠军，以及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国家旅游局、国家奥组委和我国驻希腊大使馆等许多部门主要负责人均出席了启动仪式。实际上，以上所列4例，只是近年我国旅游对外活动的几个片段而已，说明我国旅游对外活动在规模和层次上已经具备相当水准，并有不断升华的趋势。
3.官方外交含义深厚
我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利用旅游对外场合，呼应官方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已经成为我国重大旅游对外交往的惯例。例如，2004年，我国领导人就先后14次出席以旅游为主题的对外交往活动，成为旅游业有史以来“对外交流规格最高、国际影响最为瞩目的一年”。其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6次出席这样的场合。6月1日，胡锦涛主席与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在北京出席了开放坦桑尼亚为中国旅游目的地的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6月13日，胡锦涛主席与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出席了两国旅游备忘录签字仪式；6月22日，胡锦涛主席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北京出席了两国政府间旅游合作协定签字仪式；7月15日，胡锦涛主席和马里总统杜尔在北京出席了两国旅游合作协定签字仪式；9月1日，胡锦涛主席和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北京出席了中菲旅游合作协议签字仪式；11月12-19日，胡锦涛主席出访拉美国家，与巴西总统卢拉、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智利总统拉戈斯出席了中巴、中阿、中智旅游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应该说，这种情况在经济领域甚为少见。出现这种局面有两层含义：一是旅游业具有温和的对外面孔，在外交上容易为他国接受和理解；二是我国旅游对外活动已经活跃并且成熟，有能力扮演官方外交活动的平台。事实上，旅游对外活动的外交运用只是标志着旅游业外交分量的加重，而旅游业及相关内容在许多重要对外文件中的有效存在，则说明了旅游业外交地位的提高。旅游业成为重要外交文件的主要内容也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比如说，1999年2月6日，中泰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关于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总共涉及15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双方将积极促进旅游业合作，消除旅游业产生的问题”等文字表述位列第8条；2003年5月27日，与俄罗斯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其中“旅游领域的合作”是主要内容之一；2003年6月3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声明中第13条也将旅游列为重要内容，提出扩大双方在旅游的交往及组织两国青年团队互访具有重要意义等。这里也只是举了几个例子，类似情况还有不少。但不管怎样，在中外双边或多边关系中，旅游业已经充当了重要角色。
4.服务政治意图日趋明显
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对外交往中，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和外交敏感性，这与产业自身的内在生存需求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旅游业是一个对外依存性很强的行业，无论产业生存的环境需求，还是产业运作的品质要求，都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支撑。而政治和外交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环境，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因此深受旅游产业的青睐。严格地讲，旅游业的政治和外交敏感性，来源于对自身环境和品质保障的追求，这已经在我国旅游对外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2003年，中日旅游界借中日建交30周年之机，举办了中日大型旅游交流活动；2003年10月，我国旅游界为对外证实“非典”影响的消除，在北京承办规模空前的世界旅游组织大会；2004年5月，为庆祝中马建交30周年，我国旅游界在马来西亚举办了“魅力中国”大型旅游促销活动；2004年8月，为推出“旅游与奥运”主题，我国旅游界在雅典举行了“2008北京-中国欢迎您”奥运旅游宣传活动启动仪式等等。这些活动都紧扣政治和外交机遇，实现产业进步。对国家来说，尽管旅游业的这些举动经历了由政治与外交利用到政治与外交服务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说一开始它们只是出于产业的运用，最后才上升到服务国家政治的高度，但无论情势如何，它们的确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旅游对外活动传递政治信息。比如说2003年中日交流活动时，中国代表团向日方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的亲笔题词，内容是“登高望远，睦邻友好”；2004年雅典的活动则向世界传达了“2008北京-中国欢迎您”的良好意愿。二是旅游对外活动促进高层交流。作为一种友好的场合，旅游活动有利于高层接触，而且在这种场合下，双方容易表达各自的政治愿望。比如说2003年5月，日本首相小泉在中日大型旅游活动期间，先后两次会见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2003年9月，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会见了日方代表团中的85名国会议员；2003年10月，在世界旅游组织大会期间，我国领导人还会见了各国旅游部长。这些场合都便利了双方的政治沟通。三是旅游对外活动增强民众的睦邻意识。应该说，旅游背景下的政治交流活动与纯政治性的交流活动是有所差别的。旅游性交流活动更具广泛性，如中日大型旅游交流活动，人数多达13800人，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旅游活动的参与者多为一般民众，平时很少关注政治，因此民间外交意义犹为重大。
5.社会责任意识强烈
旅游对外活动与许多重大问题同生共存，表现出一种化解风险的责任和能力。这一点已为实践所证明。在“非典”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地区经济普遍处于萧条状态，我国旅游对外合作在地区经济振兴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非典”期间，旅游业积极配合国际旅游警告，有效控制了国际人流秩序，为国际防控做出了积极努力。“非典”之后，旅游业积极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努力恢复市场，恢复人气，功不可没。2003年7月，亚洲七国首都及香港、澳门的旅游界代表在北京召开共兴亚洲旅游经济研讨会，通过了《北京共识》，倡导健康文明旅游，鼓励餐饮企业实行分餐制。这意味着旅游业对外合作的社会责任已经超出了传统范畴。2003年8月，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旅游部长特别会议在北京成功举行。副总理吴仪在会上发表讲话，她认为：“为使各国旅游业早日重返健康发展的轨道，不仅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坚持不懈地开展国际合作，……中国愿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国旅游业国际合作被赋予了贡献人类社会的神圣职责。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舆论评价为“一个战胜‘非典’的宣言”，这本身就是旅游对外合作在应对重大问题方面能力增强的具体表现。2003年7月，4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以及私营部门代表在香港召开题为“重振亚洲旅游”的“新形式下的国际旅游合作大会”。会议讨论了一系列全球性危机，例如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SARS等，对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会议发表了《振兴亚洲旅游业香港宣言》，对亚洲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做出了郑重的承诺。我国旅游对外合作再一次被赋予了包含安全在内更为广泛的国际意义。
6.文化传播功能突出
旅游对外活动能够营造特殊的旅游场合与氛围，呈现了厚重的文化与传统，为中外关系顺利发展做了良好的铺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旅游活动带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某种意义上讲，旅游活动就是文化活动，这是由旅游产业的文化属性决定的。另外，旅游业的民间外交属性也是重要原因。旅游活动客观上表现为一种民间活动，因此容易为其他国家所接纳，而不具任何意义上的侵犯性。再就是旅游活动具有强烈的参与性和观赏性，容易在目的地引起共鸣，并产生轰动效应。旅游对外活动在跨国活动时，往往将政府和民间融为一体，释放出应有的文化魅力，产生良好的市场吸引力。这方面事例不少，但最为经典的还数2004年在法国举行的“盛装行进表演”。这是一项典型的旅游对外交流活动，被国家列为标志着两国文化融合意义的重头戏，也是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的前奏曲。活动由北京市旅游局承办。整个活动在古老的中国文化氛围里进行：市政厅广场上挂上了中国的大红灯笼，街坊馆舍里贴上了中国的“福”字或年画，大街上飘扬着中国12生肖的小彩旗。据中国旅游报的描述，来自世界东方的杂技表演、京剧表演、木偶表演，在柔美的丝竹、铿锵的锣鼓伴奏下呈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顿时大街成了歌舞欢腾的海洋。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卢森堡、德国等地的近80万游客目睹了这一盛况。显然，如果离开旅游氛围，官方外交活动很难如此有声有色。活动向欧洲乃至全世界展示了我国的文化风采，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文化和外交影响，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法国做了最好的烘托。正如某些评论文章所说：旅游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7.区域合作势头迅猛
我国旅游业进入新世纪以来，与国家对外战略心手相连，在国际或区域合作领域有效开展工作，显示了积极的旅游外交姿态。一方面，加强了与东盟的旅游合作，适当地配合了国家的东南亚战略意图。首先，加快与东盟各国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从2001年起，我国在参加东盟旅游部长会议和东盟旅游论坛的同时，每年一度与东盟、日、韩举行的“10+3”旅游部长会议，探讨与东盟的区域旅游及相关发展问题。其次，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2000年6月，我国与缅、泰、老3国经过认真协商，正式开通了澜沧江-湄公河商业航运。再次，与东盟各国在亚太经合会上开展广泛的旅游合作。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亚太经合会上多次展开广泛讨论，商量解决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文化资源保护、地区旅游交通安全等。另一方面，密切与日、韩在旅游产品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与日、韩两国地缘相接，文化相亲，近年政府间旅游合作有声有色，3国在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大力构筑跨国旅游区，共树地区形象品牌，同享地区知名度。2003年11月，中国、日本、韩国3国的旅游主管部门签订了《旅游合作备忘录》，联合打造连接中日韩3国的旅游项目，共同进行海外旅游市场推广工作。我国山东省旅游行政部门还积极联合日韩旅游界，结成“鲁日韩”旅游金三角，促进跨国旅游“金三角”的崛起。再一方面，加深与西亚4国在开发丝绸之路文化旅游资源方面的国际联合。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我国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在复兴丝绸之路传统优势方面具有共同的责任和相同的利益。为促进旅游、投资和贸易的协调发展，2005年2月5国在认真协商的基础上，启动了“丝绸之路区域项目”战略合作，旅游业被列为其中的重点合作领域。
四、积极的“客源外交”战略
我国旅游业成功走向“旅游外交”，其出色表现与我国“客源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是密不可分的。
1.实施“客源外交”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旅游界熟谙国际旅游情况，深知自身面临之新机遇，启动了针对海外旅游目的地的客源市场开放工作(英文简称为ADS)，主要目的是有步骤地对外开放我国公民出境旅游市场。到目前为止，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肯定了与我国的客源市场关系。
用“客源外交”视野，把旅游客源当作外交资本，是我国政府在旅游对外工作领域的创新，主要是出于下列基本判断：其一，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旅游客源输出市场，而且中国游客消费能力十分旺盛，是广为看好的巨大经济资源，亦能用于对外政治资本与作为。这是“客源外交”战略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流的竞争已为世界各国所看重，中国客源的流向深受各国政府的关注，并对它们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之间的相互竞争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客源外交”战略生长的国际背景。其三，进入新世纪，我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日益推进理性思维，不断强化灵活运作，对旅游业的这一闪光之处，自然“心中有数”。这是“客源外交”战略推行的策略依据。其四，对国家来说，客源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是外交资本，各国对我国旅游客源的争抢，俨然是一场全球旅游资源的竞争。这是“客源外交”战略壮大的理论支撑。而且一般认为，自由出境旅游是公民国际生存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和尊严的重要标志。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讲，出境旅游的自由度越高，出行的范围越广，国家在国际上所享受的尊严也就越多。比如说美欧等发达国家就是如此，其公民几乎可以自由行走于世界各地，很少遇到旅游签证方面的困惑；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则并非如此，公民去别国旅行，通常需要复杂的签证手续。因此，我国在出境客源上的产业作为，渐渐演化为兼具外交上的政治文化功能，确有其深厚的国际政治背景，也注定了客源与外交有机结合的必然性。
2.“客源外交”战略的特殊性
旅游客源在我国“客源外交”战略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什么样的外交资本，也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旅游客源作为一种资源，促进了正统外交更具开放性。实际上在开放旅游签证问题上，旅游业始终走在正统外交前面。有关情况表明，并非所有国家在目的地开放问题上都胸怀坦荡，因此在旅游客源与目的地开放两者之间，有利形势并不总是偏向旅游客源的。比如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旅游界和外交界，在围绕发放旅游签证问题上就存在较大分歧。旅游、交通、商业等经济部门对吸引客源积极主动，主张全面开放市场；相比之下，外交和移民等部门则过于谨慎，惧怕旅游全面开放将带来种种问题。也就是说，旅游始终在推着外交走。早在2003年，在旅游及相关产业利益的促动下，日本开放了北京、上海、广东3省(市)的居民赴日旅游签证；2004年9月又将范围扩大到天津、浙江等5省市，但其他省市仍被排斥在外，并禁止8省市旅行社跨省接收客源；直到2005年7月2日，在反复协商之后，日本才决定于同年7月25日全面开放中国公民赴日团队旅游签证。期间，日本政府在经济利益与外交安全之间进行了大量权衡工作，最后旅游等领域的经济利益赢得了主动，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公民旅游的全面开放。其次，旅游客源在双边国家关系中，是一种重要的外交筹码。赖昌星可谓臭名昭著，其在加拿大的滞留严重影响了中加旅游协议签订的进程，使加拿大旅游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加旅游协定谈判前后长达6年，期间中国先后与63个国家签订了观光协议，谈判时间均短于加拿大。可见旅游客源已经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资本。
3.“客源外交”战略的意义
我国ADS战略的成功实践，给国家对外生活带来了创新型外交价值。首先，ADS战略深化了临近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工作所无法作为的。常理上讲，毗邻国家之间的人流潜力，应远远大于实际的人员往来，但由于国界和政治的阻隔，加上双方人员缺少真正生活意义上的自由流动，因此真正广泛的民间交往从未有过。而边境旅游活动的深入开展，缓释了双边人流之间的长期滞阻，促进了临近国家之间人员的频繁游走。另外在旅游客源互动上，大多是双向的，这也是旅游产业的通行规律。互为市场、互动客流是双边业界共同的期望，这也容易改变双边之间人流经常出现单向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说中俄、中韩、中越等双边人员交流，均因ADS政策的顺利实施而成长很多。这就是旅游业为睦邻国家带来的、基于外交意义上的新型贡献。其次，ADS战略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南北”之间人流的不平衡。传统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人流是不对等的，富国来穷国多，而穷国去富国少。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导致人流的不平衡。富国经济发达，人均消费水平高，人口对外流动多。其二，政策的不平衡产生人流的不对称。富国一般处在国际政治强势，而穷国一般处在国际政治弱势，出入境政策对富国有利。因此，出境旅游业的广泛开展，打破了这种不平衡的旧传统。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淡化了政治意义上的偏见，弱国人流有了更多的进入富国的理由，而富国人流则有了更多进入弱国的借口。二是旅游人流赋予了出入境活动更多生活化内涵，为强弱国家之间的人员交流添置更加人性化的环境，即生活化的需求和流动使南北之间的人员流动大为增加。再次，ADS战略还为我国普通民众赢得了更加宽阔的国际生存空间。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对我国公民来说，基于生活意义上的国际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形成这种局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传统势力的影响。因此，通过ADS战略的顺利实行，我国公民可游走的范围空前增大。总之，旅游客源促进了国际空间全面开放，扩大了我国公民的国际活动范围，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外交工作向纵深发展。
五、结语
综观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旅游业确实正在经历一场由内而外的嬗变。显然，那种因政治和自然阻隔而视域狭窄的传统旅游产业已成往昔，代之而起的是经济功能强盛、外交含义深邃的全新对外产业。旅游活动已不只是单纯的寄情山水之间的事，而是行走与观赏的对外交往。产业行为的外向性，也从初始的自发状态，上升到眼下的政府自觉高度。在国家对外事务中，旅游业的分量日益加重；国际区域合作功能越来越强；对外交流活动规模不断扩大，活动层次越来越高；“客源外交”影响日见增长，魅力不断增强。由此我们认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出现了走向“旅游外交”的总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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