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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份，我国部分食品价格骤增，食品价格成为了我国CPI指数上扬的主要推动因素。5月份，食品价格更是领涨三大价格指数。然而，去年曾一度强烈坚持加息的部分分析者目前却骤然变调，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不应该、也管不了食品（包括最近的肉、蛋）价格上涨。
但我们认为，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恩格尔系数上有着巨大差别，在发达国家不被货币政策重视的食品价格，在我国当前则应纳入考虑范围；而我国货币政策也有能力对食品价格所引致的通胀做出有效反应。
食品价格领涨三大指数
在我国的四大指数中，除了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中没有明确包含食品价格之外，居民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等三大指数均包含了食品价格。大致自2006年7月以来，三大指数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就开始启动了，其间虽有过小幅波动，但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显著上涨态势。5月份，这种上涨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而且，在CPI和PPI的各子项中，食品价格的涨幅都高居各项之首，在CGPI中，农产品价格的涨幅则位居第二位。
与此同时，非食品价格稳定。自2004年8月以来，非食品CPI指数就一直围绕着1.1%上下波动，除个别月份外，总体变化不大。
一些分析者认为，食品价格上涨不过是受到天气等偶然因素影响，而并非源于货币因素，因而货币政策对由食品推动的价格指数的影响不大。这些分析者主要是援引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讨论中的核心CPI理论。
食品价格与货币政策
关注核心CPI主要是为了避免货币政策受到短期、临时性因素干扰，而使货币政策能够抓住反映经济整体趋势的、相对稳定的、对货币政策最为敏感的因素。
各国的核心CPI核算方法不尽相同。在这些不同的核算方法中，尤以美国的计算方法（剔除食品、能源）影响为大，也最常被我国分析者提及。
由于我国CPI指数的计算方法和各子项的精确权重并未公开（因而无法剔除杂糅在各子项中的能源价格影响），因而当前各类分析报告中所提及我国核心CPI，一般均指各机构依据自己所估算的CPI各大子项的大致权重估算的非食品CPI。
通过对加息与核心CPI的变动情况的考察，我们认为，无论假定政策行为是适应性预期的，还是理性预期的，至少在目前，我国非食品CPI与利率政策调整之间均不存在明确、可辨识的经验规律。因此，我们认为，在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非食品CPI充其量仅具有辅助性观测价值，而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货币政策应随食品价格而动
食品价格也是一种货币现象。目前一个公认经验现象是我国CPI基本走势是由食品主导的；而不少研究者也发现，CPI与领先一定时期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我国的食品价格问题本质上也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所谓的气候、病害等因素，在较长时期内可能只能作为一种统计意义上的随机扰动因素而存在。
果真如此的话，我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就有必要随食品价格而动。我们具体可以从货币政策对食品价格影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粮食价格持续高位可能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胀。基于我国目前收入和消费现状，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依然较高，食品价格对人们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而，在我国目前的CPI篮子中，食品的直接和间接权重接近50%。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或维持高位，势必改变人们对工资和收入的期望和要求，从而诱致整个经济出现成本推进型的通胀。这一点可能是我国与恩格尔系数已相当低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差别。如果这样，那么我国的货币政策撇开食品就显然不合时宜。其实，即便还未到引起成本推进型通胀的程度，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也足以给政府带来强大的政治压力。在某种意义上说，PPI和CGPI上涨带来的压力，远比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小得多。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我国的CPI上扬均是由粮价推动，而货币政策均无一例外地通过加息对其做出了反应。这是货币政策影响食品价格的必要性问题。
其次，货币政策可以影响非口粮需求。根据我们去年末的分析，我国粮价上涨主要不是口粮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非口粮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一旦供给无法赶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引致的粮食需求快速增长，即使是丰年也可能出现粮价上涨。
而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恰恰是，一方面粮食需求加速增长，另一方面则因有效务农人数减少（不仅指务农人数的绝对减少，还包括因大量青壮年外出而带来的务农人员质量下降）和有效播种面积缩小（虽名义种植面积可能扩大，但管理的精细程度可能因人手不足而下降）而导致粮食供给相对减少。这两种方向相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粮价、进而整个食品上涨和CPI上扬。
显然，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影响工业活动和非口粮需求，而且还可以有效调节务农人数和粮食播种面积。而正是这两个方面最终决定了粮食进而食品价格的走势。这是货币政策影响食品价格的可能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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