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阐述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而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发展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既要保证我国经济的发展，又要保持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的一些措施，并展望我国未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发展有一定空间。
关键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趋势
一、我国现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和一定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相对稳定地达到的最大的粮食产出水平。
在我们所确定的粮食安全战略中，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发展阶段的粮食安全系数是一个变数。要使国内粮食产需保持动态平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全民基本生存和营养的需要，国内必须具备相应的粮食生产要素，以保证足够的粮食产出能力。实现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不在于一两年的粮食产量增加多少，库存多少，而在于保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免遭破坏和降低，在于国家有效地运用的粮食生产资源总量是多少。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粮食供应一直偏紧。所以政府对于粮食生产只是单纯的要求总量指标达到安全线：1996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和供给逐年好转，进入了供求平衡与年际波动并存的阶段。目前，我国的粮食安全程度依然较高，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安全中潜伏着巨大的隐患：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导致耕地和淡水等粮食生产要素被大量的非农化占用。同时由于种粮食的经济效益差．农民缺乏种粮食的积极性，也把粮食这种生产要素大量的转往其他领域，而且难以恢复作为粮食生产资源。这些都将降低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首先体现在粮食的播种面积上。农业部“十五”计划提出，要稳定粮食的生产能力，耕地面积不低于1．28亿公顷。年度粮食的播种面积稳定在1．07亿公顷左右。具体如下：
1．粮食的播种面积：
从1965年起到现在，我国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1965年，我国耕地面积为峰值的13886万公顷，而到2004年为12259．3万公顷。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耕地面积也以更快的速度减少。1997年到1999年，平均每年减少27．8万公顷，而2000年到2004年，年均减少则达到132．3万公顷，是前者的近五倍。造成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对耕地的占用增加。第二、为保护生态环境，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第三、因为荒漠化等生态环境恶化，使一些耕地消失。第四、制度政策及其执行存在缺陷。虽然我国政府宣布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土地的非农化进程。但由于土地的农转非制度和农地制度存在较多缺陷。加上地方政府的逐利动机和行为，使得现有的制度、政策执行不佳，难以有效的控制土地的非农化进程。
2．粮食的单产
粮食单产水平从另一个侧面综合地反映了粮食的生产能力。在耕地面积不断快速减少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是粮食总量增加的关键。从1950年到199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增加2．9％，粮食单产年均增加3．2％，而同时，粮食的播种面积则以年均0．3％的速度下降。
单产的提高不仅抵消了因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而引起的的粮食总产量的减少，而且使总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于我国来说，依靠农业科研和技术力量的推广，提高粮食单产是粮食增产的最根本的途径。从1979年到1995年，我国粮食每公顷产量从2785千克到4232千克。17年间，每公顷粮食产量水平提高了65．8％。单产水平的提高对于该年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75％。而从1995年到2004年间，我国粮食单产从4232千克／公顷，增加到4620千克／公顷，仅提高了9．1％。这使我们不禁要问，未来中国粮食单产增长的潜力有多大。
事实上，我国粮食每公顷产量，虽然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单产水平高的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最高是4620千克／公顷。这与1993年荷兰的7743千克／公顷、法国的6531千克／公顷、英国的6372千克／公顷，仍有35％以上的差距。以水稻单产为例，我国每公顷5850千克，而埃及、美国、日本分别为7657千克、6400千克、6270千克。
二、影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因素
1．耕地面积下降
我国耕地数量不足，而且不断减少，是阻碍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和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左右，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1．59亩，为世界人均数的42％。即使现有的耕地面积稳定，随着人口的增加，到了2010年和2030年，人均耕地将降为1．43亩和1．34亩。近几年减少的耕地面积，主要是实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用地。1991年到1996年，全国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440万亩。1997年到2002年建设占用耕地共计1646万亩。到目前为止，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30％多，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到2030年，这一指标将达到60％以上，21世纪中叶，这一指标可望达到70％。因此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实现耕地的动态平衡目标依然任重道远。这种耕地的减少就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下降。有些因素是不可逆的，要恢复起来，代价很大。例如：2000年，共占用耕地2349万亩，其中建设占用耕地244．5万亩，生态退耕1144．5万亩，农业结构调整占用867万亩，灾毁耕地93万亩。耕地的总补充为436．5万亩。2000年实际减少耕地1912．5万亩。在粮食生产和流通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如果得不到合理利润，粮农的生产积极性难以得到保护，投入到粮食生产中的各种要素会减少，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受到挑战。
2．农业结构调整调减粮食的种植面积
农业生产资源是有限的，土地尤其如此，它既不可代替，也不能再生。有限的资源在不同的生产之间进行分配，只能是此消彼长。调整农业结构，加快非粮食生产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种粮用地的相应减少。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使我国的粮食供给一度紧张。现在提高农民收入，靠产业结构调整；解决粮食问题又要压缩结构调整。这种两难局面表明，提高农业效益与保障粮食自给这种双重政策目标之间的摩擦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重要原因。粮食的播种面积逐年下降，是粮食连年减产的主要原因。如何处理好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缓解两者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是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3．粮食补贴不到位影响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粮食直接补贴向农民发送了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信号，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但由于目前我国粮食的直接补贴标准基本上是依据比较紧张的财政支付能力而确定的。直接补贴的额度比较小。例如，每亩仅补贴几元到几十元，对于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比较小。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作用也不大，几乎不能改变种植粮食与经济作物之间悬殊的收益差距。并且在粮食的补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1)补贴方式不合理
一些地方按照计税土地面积为依据，向农民发放补贴，与农民当年的粮食播种面积或者产量不挂钩。这违背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设计初衷，分散了粮食直接补贴目标。
(2)各地的补贴标准差距过大
由于各省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各省的粮食补贴标准差距过大。粮食主销区直接补贴标准普遍较高。例如，上海市对于水稻种植每亩补贴60元到80元及以上，而山西省的玉米补贴仅为每亩5元。由此会扭曲了粮食价格，不利于市场竞争。压缩了产区空间，不利于发挥粮食主产区的比较优势。
(3)补贴效率低下
价格支持的补贴效率．我国仅为14％，即国家每补贴一元钱，农民只能得到0．14元：也就是说让农民得到一元钱的补贴，财政需要支付?元钱。尽管我国在粮食这一单项商品上的补贴量非常可观，但农民从中得到的实惠却非常有限：
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我国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
通过资源禀赋及对我国实际情况的分析，我国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特点：粮食是更多地依赖于土地而较少的依赖于劳动力资源的产品。在我国虽然明显缺乏比较优势，但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采取大进大出的资源替代型发展战略。
原因之一是，国际市场满足不了十几亿人口的巨大粮食需求。我国目前仅国内一年的口粮需求就达到了3亿多吨。而目前世界常规年份的粮食产量在19亿吨。世界贸易量约为世界产量的十分之一，即使世界粮食贸易量全部供给中国，也远远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原因之二是，由于粮食安全的公共物品属性，尽管贸易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利益，但是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缺少或消弱了粮食自给能力的粮食安全是有缺陷的。因此，由于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从战略和安全的角度出发，我国政府也不可能把十几亿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交由他国来掌控。
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加入WI’O对于我国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由于国际市场大宗的粮食品种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市场，使国内粮食市场价格有下降的趋势。资源禀赋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我国粮食缺乏比较优势。粮食产品普遍品质不高，竞争力较弱。例如，我国小麦与农业生产力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小麦的供货质量稳定性较差。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使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性生产，技术落后，良种化程度低，成本居高，产品质量低下，必然使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粮食总量的平衡，不但要受到国内粮食供求状况的影响，而且要受到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粮食进出口的规模，完全取决于粮食的竞争力和价格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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